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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/06/08

本黨學者楊泰順的看法!罷韓案與台灣民主的荒謬 (2020/06/07 聯合報 民意論壇)

透過國家機器的強力動員,罷韓案終於獲得通過。正當綠營支持者為罷免案成立而喜不自勝時,國人恐怕更應認真省思,本案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深層意義。

罷免制度最早出現於雅典的直接民主,每年的公民大會上,公民可以透過「陶片罷免制」(ostracism)要求不受歡迎的官員離開職務。罷免案一旦成立,該官員不僅必須離職,而且會被逐出雅典城十年不得返回。由於影響巨大,「陶片罷免制」的門檻甚高,實施並不常見,歷史考證僅在西元前五世紀出現過十二個成功案例。但令人驚駭的是,在這些有限案例中,考古證據卻出現有作票的跡象,證明當時此一制度已被運用政治惡鬥的工具。或許因為罷免運作的後遺症多,西方社會在隨後兩千餘年摸索民主體制時,罷免制根本就被遺忘在層層的歷史灰燼中。

美國獨立時,邦聯條款曾引入罷免制度,但重新制憲時卻在激烈辯論後加以排除,顯見美國建國菁英也擔心此一制度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應。十九世紀末,美國政黨利用大批的移民鐵票掌控選舉結果,使得選舉徒具形式,為了對抗黨的專擅,北方數州於是展開「進步改革運動」(Progressive Movement),爭取在選舉權外另設罷免權,及參與政策形成的創制及複決權,共同構成了今天國人熟知的四項直接民權。孫中山先生當時正好遊歷美國,受到此一運動感召,認為人民擁有四權乃為民主趨勢,故將此概念納入民權主義,並成為後來國民黨制憲時的重要主張。

罷免權雖然重見天日,但西元前五世紀實施罷免制度所出現的弊端,並未因時代不同或民智提升而不復存在。允許公民直接行使四權乃建立在一個重要的假設上:公民具有理性獨立判斷的能力。但二十世紀後的經驗研究顯示,公民行使權力往往受到團體屬性或身分認知的影響,使得公益與私利間的判斷空間受到擠壓。當公民不是透過理性判斷而是受到團體蠱惑,四權的運用便為政黨與利益團體創造了新的操弄空間,尤其以罷免權行使所引發的政黨惡鬥最為不堪,也最悖離民主的理想。

因為了解罷免權容易引發政黨惡鬥,美國人在罷免權的運用上,顯得相當自制。故當全部州都已允許公民可以行使創制複決權時,迄今也只有約十八州允許州民訴諸罷免,且多數案例均屬地方基層官吏,如教育專員等,立國兩百五十年僅有兩位州長遭到罷免。有些州因為擔心選民不負責任的罷免在任者,甚至要求罷免投票必須連同繼任者選舉併同舉行,使得罷免的推動更為複雜。

台灣自詡為民主國家,法律上也賦予人民充分的民權,但在權力的運用上,台灣人卻學不會西方社會的自制。例如,罷韓案的發起要角,竟毫不掩飾的就是承攬前政府標案的承商,理由無論如何冠冕堂皇,很難不讓人擔心,罷韓案的成功將啟發某些利益團體,未來以此挾制不配合的政府官員。近代罷免制度既是為制衡政黨專擅而出現,政黨對罷免案的運作當然最好保持距離,留給選民獨立判斷的空間。但罷韓案中民進黨卻公然號召黨員配合,難道不怕罷免案從此成為政黨惡鬥的工具?尤其,過程中執政黨還運用各種資源推波助瀾,更使得罷免淪為黨同伐異的選項,難道不擔心未來政黨輪替後別黨有樣學樣?未來罷免案如果遍地開花,台灣民主又將如何深耕?